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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的教育——读《盗火者:中国教育革命静悄悄》笔记
[ 2014/12/17 18:09:00 | By: 张学礼 ]
 
  在中国,做点教育是令人痛苦的,也是令人绝望的。读《盗火者:中国教育革命静悄悄》,尤感到这一点。
  只提下辑,名曰醒言,是九位对教育有着深厚感情或深入研究的专家与学者对当前教育的认识。
  钱理群说的很实在,他说教育已成谋利工具。“为什么这些年出现学生素质下降的问题,我觉得根本原因是因为教育变成了一个牟利的东西。这十年的教育改革,说的难听点,都是由既得利益者来推动的,而且通过改革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利益集团,形成了一个非常稳固的利益链条。”“想真正推动教育改革的大有人在,个别官员也是理想主义。但整体而言,就是谋取利益。为什么越是重点学校,教育改革搞得越厉害,说白了就是在暗地里收钱,这里面的利益太大了。”“真正想推动中国教育改革的这波人,正处在一种被重重包围的境况之中。”“你要选择做一个合格的教师,就必须面对既得利益群体的压力,我在这一点上是非常绝望的,普通教师基本上无能为力。”他最后来了一句更大的实话,“现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到了一个瓶颈,政治体制不改的话,所有改革都不能进行。”——这其实也是这么多年我思考的一个结果。
  他还说:“最近有一个口号,要使十八大精神入耳、入脑、入心。教育是国家意识形态管制的核心部分,整个教育就是要统一思想,最有效的就是统一学生的思想,教材也是服从这个目的。这就是教材为什么需要垄断,不可能开放的原因,即使开放一段时间,最后也要收回来。”“其实,问题最严重的不是语文,是历史。语文还能说,历史根本不准你说。政治课实际上大家都不重视,起不到什么作用,学生也把政治课当成走过场。”
  陈丹青也基本作如此看。在访谈中,陈丹青回答:“中国的教育就是希望不要培养出一流的人才,而且做得很成功。这五六十年来的教育只在做一件事,就是控制青年,让你被动,不要主动。”对于教育改革,陈说:“真正改变的动力、改变的可能性,尤其是改变的具体方案,还是来自党,来自政府。哪一天真的想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了,哪一天真的想改变教育结构了,上面发命令就行,真的能做到。……我对民间机构试图改变中国某些领域的做法不抱希望。我尊敬他们,但我不抱任何希望,很简单,因为他们没有权力。”“多数家长都是失败的一代,扭曲的一代。”
  朱学勤的观点也大致如此。他说:“1989年以后,整个中国社会都带着鲜明的被重金属碾压的痕迹,尤其它的精神世界。那么,作为被碾压得最直接的大学校园,它的痕迹就特别明显。”对于高等教育未来的改革,朱说:“包含大学在内,但是比大学大得多的整个社会,都处于那个状态,大环境不改变,你光让大学变,是变不过来的。”这个意思,和前两人不就是一个意思吗?
  余世存说:“我们正处于赤裸裸甚至血淋淋的国家和资本的合谋中,只能忍受,无能为力。”对于李英强的立人乡村图书馆的实践,余世存感觉“比较悲观”。对于学校,余世存说:“现在的学校教育普遍是驯化教育,校长。老师就是大大小小的螺丝钉。资中筠先生说过,中国的大学就是聚天下英才而毁之。”
  周孝正说的直接,中国没有教育部,只有破坏教育部。他说不看好南科大,因为“你想按照外国大学办,开什么玩笑。教授治校,那是向校党委夺权。这是党的教育事业,党得管着你。”“教育制度的改革,必须有个前提,那就是政治体制的改革,但这个过程我预计需要30年到90年。这些教育变革者的努力探索,我们都支持,都是有意义的,但不要有幻想。”谈及中小学的公民可始终无法启动,周孝正说:“还是体制的原因,因为中国问题的总病根就是权力过分集中,国家总想把人变成一个驯服的工具。国家就是一台强大的机器,一切听党的安排,‘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不能指望既得利益集团把自己的利益让出一部分来,这是非常非常难的。”
  张鸣的感觉也差不多。他说:“中国的教育实际上是一种行政化、官僚化的体系,他对于这些利益集团来说是最好的。”盗火者问:假如碰上一个好校长,他有才能、有想法,愿意把自己的人格融入到学校的风格上,有这个可能吗?张鸣说:“现在的空间是越来越小了,因为校长要面临很多行政化的指令、干预、评比,他必须得屈从。考核指标上不去,他什么资源都拿不到。……总之,他如果想要个性,就一定干不下去。”“大家都是官僚,只是好点的官僚和差点的官僚而已。”
  熊丙奇对于中国教育改革的看法也大同小异,他说:“自上而下的改革是我们期待的,但是要推进这个下上而下的改革,就需要自下而上的参与。2010年,国家制定了《中共长期教育改革规划纲要》,但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这种自下而上的力量,因此非常不乐观。”
  所谓醒言,却原来都是一些令人绝望的话。但不得不承认,这就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沉重的现实。在这种环境下,一些有思考、有人性、有追求的教师却步履维艰。
  书中提到了历史教师魏勇,谈及1993年,魏勇在一所县中教初一历史,由于没有升学压力,魏勇决定由学生点课,他们想听什么,他就讲什么。这样自由的日子只过了一年,后来连续多年被学校安排教文科毕业班。他说:“文科不自由啊,教文科,你必须按照考试的套路来,如果你不按照考试的套路,就会耽误学生,按照考试的套路来呢,就是折磨自己,所以我觉得教理科比较好。”他后来到北京十一学校,也是只教高中理科班的历史课,他说:“我们做文科老师的很辛苦,主要问题不在老师,是环境逼迫的,是因为高考要求这样做,评职晋级又以这些为依据,那我就只能这样去做。你考什么我就教什么,以考定教,你是指挥棒我跟着你走,如果我不跟着你走,就会受惩罚。这就是中国的现实。”
  这就是中国的现实!是屈从现实还是追求理想,我们每一位为人师者都必须要选择自己的为人师之路,然后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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