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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中学之淄博四中(一)
[ 2018/11/8 11:14:00 | By: 张学礼 ]
 

一九九四年秋,我来到四中读高中,住校,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在外求学。对我而言,意义非凡,因为我自小都是在父母的佑护下生活、学习,而今住校,所有的一切都需自己安排。我被分到了一班,班主任是艾老师,座位在最后一排,和王亚林同位。

那年中考,我考的很一般,自己不是很满意。因为提前保送的原因,矿校让我们几个五月份就回家了,两个月内几乎没有学习,最终只考了二十六名,这还是在不少优秀学生没有参加中考的前提下(当时不少人选择考入中专)。尤其是我颇为自负的数学,只考了九十多分,在我可以视为滑铁卢。所以来到四中之后,我还是颇想证明自己的能力并不仅限于此。

就这样,我的高中生活在希冀中开始了!

宽松的环境

那个时候的四中,环境真是宽松啊!

第一,科目不多。由于我们一入高中就选择了理科,而那时的理科高考,只有语数外理化五科,所以我们都很在意这五科的成绩,因为他们决定着我们未来的命运,但是,其他科目,就那么马马虎虎了。

第二,作业不多。刚开始的日子里,作业真的不多。那时候的晚自习,貌似只有两节,七点至九点,大多数的作业,利用晚自习和一些课间就可以做完,那么放学后上课前完整的时间做什么呢?花样还是蛮多的,读书,踢足球,打篮球,闲聊,或者外出闲逛。

第三,管理不严。管理不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门卫不严。那时候的四中大门,是不限制学生出入的。无论中午还是晚上,我们都可以自由出入,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高三毕业也没有改变;二,宿舍不严。那时候的四中,男生宿舍的门有一段时间也是不关的,或者关的比较晚。因为晚自习结束之后,我们有时还会在教室点起蜡烛,再学一会,想学多久学多久,有时要到十一点多才回宿舍,这时,宿舍的门还敞开着。

第四,饮食自由。初入四中的时候,我们新学生一般在食堂吃饭。食堂有两家,做的菜真的很一般,但优点是便宜。有很多次我们买菜吃,喝着喝着菜汤就喝出了泥土香——碗底全是土啊,或者,吃着吃着素菜就闻到了肉味儿——半截白色的虫子!慢慢的熟悉了,我们便不再吃大锅饭,而是改吃食堂的小炒。两家食堂都提供小炒,为了省钱,我们一般两个人合着吃,一般一份炒菜一块五,平均七角半,贵一点的是鸡蛋蘑菇汤,才两块一份,平均每人一元,比大锅饭贵不了多少。我们怕等待浪费时间,一般都会预定下,下课后感觉差不多做出来了我们才过去吃饭。我的长期小炒搭档是张峰,偶尔才更换一下。

最初的学习

一开始的学习,大家都卯足了劲,肯定都认为自己的真实水平都大于自己的中考名次,所以一个个都很想在新班级的第一次考试中一鸣惊人,当然,也有例外。

因为是重点班,我们班的老师似乎都非常不错。

班主任艾老师教数学,已有十余年教龄,对于教学那是游刃有余,还不时的发表几篇论文,讲起课来,条分缕析,异常透彻,各种思想、方法,一一罗列,精彩纷呈。

语文老师翟老师,虽然才从初中上来,但确是山师毕业,学识颇深。他写的字很耐看,记得第一次语文课,翟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了五个大字:“雨中登泰山”。这五个字征服了我,从此我开始有意识的将自己的字体由邱老师的类隶书向翟老师的楷书转变。

翟老师每日会在黑板上写两句名句

英语老师潘老师,一开口要么英语,要么胶东口音,让我不免晕头转向,但他异常勤奋,每节课都会书写满满几黑板的笔记。我觉得潘老师的课比我初中英语老师王老师的课要好,因为我可以清晰的学到东西。但我对他的课依然不是很满意,因为实在是过于浪费时间。为什么不能把笔记印成讲义发给我们呢?这样不是更加的节约时间吗?但是我一直没敢就此问题请教潘老师。但是后来,我却思考出了答案:这些笔记,是潘老师的私藏,只传学生,不传他人!!!不知道我是否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潘老师人已仙去,我就此打住罢!但后来我上课就不再记笔记,而改为下课抄同学的笔记,因为上课很匆忙,记笔记甚乱,不如下课抄写,更加认真漂亮错误少。


其他几位老师,也各有特色。

物理老师杨老师,当时似乎是教导主任。他上课时声音很洪亮,教室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应该听得清清楚楚,我在最后一排嘛,最有发言权。元旦联欢会时,他好像还唱过一首《北国之春》。他好像患有鼻炎,因为在给我们讲题时总是不停的挖鼻子,因为我也患有鼻炎,很明白他的痛苦。记忆中他曾经教过我们一种很好的判断波的运动方向的方法,很好用。

历史老师朱老师,他算是同学们常常议论的人物,因为他的传说非常多,什么曲师校足球队之类。朱老师上课比较有特点,一般不翻书,授课仅凭一张嘴,对历史可谓了如指掌、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我对他讲的圣马丁和玻利瓦尔比较感兴趣,为什么圣马丁会飘然离去呢?为什么中国无此幸事?

地理老师于老师,极为幽默。有一次上课,陈昌田在睡觉,于老师走到他身边,说:小伙子,下雨了!陈昌田猛地醒来,坐直身子,见是老师,不免尴尬。但于老师的玩笑仅限于此,并未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可以说对学生十分宽容了。

化学老师赵老师,化学方面自是十分精通。有时会为我们讲一些他的故事,比如高考落榜,愤而背诵所有英语课文的事情。后来听说他炒股赚了不少钱,请他作班主任的全部学生云云,只是耳闻,不知真切。

生物老师孙老师,水平也很高,是校内极早的本科学历的教师。但是我天生对生物绝缘,一点兴趣也无。有一次,孙老师上课时提问我,是两道选择题,我随口答了两个选项,结果,孙老师说,正确,来,你回答一下原因吧!于是,糗大了……

政治老师王老师,也很有水平,因为他经常外出讲课,这时往往由文科班的杨老师代课。并且他很幽默,幽默其实是游刃有余的表现。因为对于讲授这些知识已经无比娴熟,所以才会采取一些更有意思更易为人接受的方式。他提问的时候常常拖着长音:王~亚~林!他经常提问亚林,因为亚林他妈和他是同事关系嘛。但是如果亚林答不上来,我就倒霉了,因为紧接着王老师就是一句:同~位~!我肯定也回答不上来啊,因为我对中国的政治课也绝缘。

……

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事情逐渐的起了一些变化。对于这些科目,除了几门之外,我要么觉得简单,要么觉得无趣。

高二开始的时候,翟老师让我们写过一篇命题作文:《高一沉思录》。我在其中是这么写的:

开始时,起早贪黑,学习异常勤奋,《中学时代》上把它叫做“两点一线”,而我认为虽不及《勤学成才160例》上的那些古人们,也可抵之三分之一了。可那却是三分钟的热度,逐渐的,逐渐的,政治,枯燥乏味;历史,以前学过;地理,了了无趣;物理,不过如此;语文,甚是简单;外语,啰唆烦人。霎时之间只剩三门,而这三门有时还因看《水浒传》搞得作息时间不够、上课打盹而上不好。

一见“杨过”误终身

九十年代初期,淄川的公交车站还在如今SM的位置,我坐车来淄川,必经此处。

有一次,很偶然的,我发现车站旁边新开了一家书店——冰峰书社。他虽为书店,但除了卖书,也对外租书,而且价格还十分便宜,一年的会员价才十元,十元而已。上学的时候,我跟亚林说了这件事,亚林说:办。方式是他出五元,我出五元,我们合办,他周末看,我平时看。

我们一起来到冰峰书社,一排排崭新的书架矗立在那里,一排排崭新的书籍被整整齐齐码放在上面。那一刻,时间似乎静止了,我站在那里,仿佛被卷入一个书籍的海洋之中。我静静的感受,书们的律动,和他们所散发出的迷人的气息。我走近,慢慢走动,轻轻拂过,一本本书籍,一个个书名,仿佛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向我招手。我和他们相遇了,这是我的幸事?还是不幸?范美忠们是在北大才与他们相遇的,而我是在高一,高一,但我的最初的目标是成为第一。

那个时候,我无法选择,因为所有的力量都促使我喊出一句:来吧,不管未来如何!

自那时起,一本本书自我的手中流转。我没有时间,只能向夜晚要时间。下了晚自习,我便会立即捧起书。熄灯后,我便会点起蜡烛,直至深夜、凌晨。那时候,我是冰峰的常客,也是华洋街的常客——买蜡烛。书,基本上是每天一本,蜡烛,也基本上是每天一根。在我宿舍的床头,烛油逐渐累积,而成为块状,足有拳头那么大,而我没有将之清除,以便于竖立新的蜡烛。

从小时起,我读书从未过瘾过,我的阅读一直处于饥渴之中,农村太匮乏,厂矿也太匮乏,匮乏的甚至连一家书店都没有。而学校也没有图书馆,即便有也不向学生开放。

不是想读金庸吗?不是想读武侠小说吗?不是想读名著吗?现在有了,读罢!冰峰书社像一片久未开垦的油田,现在为了我而源源不断的输送着能量。

没有时间怎么办?向夜晚要,我一般休息至少要到凌晨三点。有时候我会想,我是不是四中历史上睡眠最少的人呢?渐渐地,夜晚的时间也不能满足于我,那就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时间。那一段时间,我就餐一般不是包子,就是火烧,因为只有如此,才可以一手拿书,一边吃饭。就这样,渐渐地我晚自习也不做作业了,一般的课也不听了,除了语文和数学,全部用来读书。

我在高中看过的书,截至19963月,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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