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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君爱国” 理念的由来与发展 
[ 2015/1/31 10:48:00 | By: niuyuning ]
 

“忠孝”是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这种理念延伸到政治领域,就是忠君爱国。所谓“忠君”就要忠于自己的君主,“爱国”就要热爱自已的父母之邦。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忠君与爱国显然并不是一回事,因为君与国并不是同一个概念。然而古代是君主制国家,客观上来讲,君主是国家利益的代表,而君主也往往刻意强化这样的认识。于是,忠君与爱国具有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在古人口中往往并称。虽然在多数情况下这种统一性是存在的,但有时忠君与爱国也会发生冲突。受当时思想的局限,这种冲突往往会给人们带来道德选择上的困境。随着忠君爱国思想的不断发展变化,不同时期的人们对这一困境的态度也不尽相同。

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了忠君的观念。有一次,他与鲁定公谈论君臣关系。定公问道: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意思是说,君主任用臣下,臣下事奉君主,应该遵循什么原则呢?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意思是说,君主对待臣下一定要合乎礼仪,臣下对君主应该忠诚。此外,孔子还主张臣下要向君主进谏。据《论语》记载: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由此可以看出,孔子提倡忠君,但他眼中的君臣关系仍是相对平等的。“臣事君以忠”的前提是“君使臣以礼”,而且当君主犯错时,臣下不应表现出愚忠式的顺从,而是应该主动进谏。

战国时期的孟子对君臣关系有着更具体的论述。他在《孟子·尽心下》中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他心中,民众的地位是在君主之上的。由此,他明确反对对君主的愚忠。又据《孟子》记载: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齐宣王问孟子说,商汤曾经放逐夏桀,周武王曾征讨商纣王,这是不是真的?孟子回答说,这是史书上记载的,当然是真的。齐宣王又说,商汤是夏桀的臣子,周武王是商纣王的臣子。他们这样做不是弑君吗?孟子毫不客气地回答说,破坏仁德的就是贼,损坏道义的就是残,贼残之类,都是独夫,而非君主。我只听说过武王征讨了独夫商纣,却从来没有听说是臣子杀死了君主。

可见,先秦时期儒家的忠君思想都是有前提条件的,臣民应该忠于有道明君,也可以诛杀无道昏君。不仅如此,对于忠君与爱国的关系。当时的人们也有着相对客观的看法。

春秋时期,齐国大臣崔抒杀掉了国君齐庄公,有人问相国晏子说:“你打算为国君死难吗?”晏子回答说: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意思是说,国君的责任是社稷的;臣子的责任也是维护社稷。如果国君是为社稷而死,就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人臣也应该尽自己的责任,和他一块去死。而如果国君不是为了社稷而是为了私欲而死,那么臣下就没有为国君而死的道理。可见,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忠君与爱国相冲突时,臣下应该选择爱国而不是忠君。

秦汉时期,中国开始进入大一统的时代。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君主权力较之前也大为强化。这一时期的儒家,为了迎合统治者,积极宣扬忠君思想。西汉时期,思想家董仲舒提出了“君权神授”的思想,公开宣称“天子受命于天”,应该“屈民而伸君”。随着君主地位的拔高,相对平等的君臣关系被破坏,臣下单方面的忠诚被加以强调。为此,董仲舒提出“君为臣纲”,要求臣下顺从君主。

汉代以后,社会进入大分裂时期,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受到冲击,佛道思想盛行,忠君观念因此大大淡化。到了唐代,儒家出现了复兴的趋势。但接下来又是五代十国的乱世,政权更迭频繁,冯道那种不倒翁式的官员备受推崇,忠君意识更为淡薄。

北宋统一后,儒家才实现了真正的复兴,出现了理学。理学家们鉴于五代时期的混乱,大大强化了忠君思想,将忠君绝对化,提出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并将包括忠君在内的纲常伦理,上升到天理的地步。理学家的这种做法,固然有利于防止五代悲剧的重演,然而却有矫枉过正之嫌,以致引起后世的批判。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就将朱熹斥之为小儒。尽管如此,随着理学被列入科举考试,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这种绝对化的忠君观念仍得到到了普遍的推广和遵循。由此也加剧了忠君与爱国之间的矛盾,给人们带来了选择的困境。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岳飞和于谦。

南宋名将岳飞,一生以忠君报国为念。率军抗金十几年,屡破强敌,多有大功。然而就在形势大好,中原光复指日可待的情况下,奉行投降政策的宋高宗却下令岳飞撤军。这样的命令,使岳飞陷入到了深深的矛盾之中。如果从命,便是忠君,然而却不能报国。如果不从命,便是报国,却不能忠君。最后,岳飞选择了忠君,抗金的大好局面由此葬送。而岳飞的忠君也没有换回君主的好感,最后仍被杀害。

与岳飞面临同样困境的是明代的于谦,所不同的是,他做出了相反的选择。当瓦剌俘获了明英宗后,他没有受制于忠君的理念,而是以国家社稷为重,拥立英宗的弟弟为景帝,最终保住了京师。然而,这样的选择也没有使他避免悲剧的命运。后来,明英宗复位,将于谦杀害。

在这样的困境中,当事人无论做何选择,似乎都是悲剧。而这样的悲剧,正是君主专制制度所造成的。当然,这种极端化的忠君思想也一度受到批判。明末清初,一度出现了一股进步思潮,使传统的忠君观念受到一定冲击。黄宗羲在其著作《明夷待访录》中,对君主专制大加批判,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同时还指出,君臣之间是平等的师友关系,臣下不必“杀身以事君”。

同时期的顾炎武也发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呼声。他在《日知录》中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顾炎武所谓的亡国,实际上是改朝换代,这是君主和臣下应该谋划的事情,普通百姓无需参与。而他所谓的亡天下,指的是仁义败坏,道德沦丧,与今日所说的亡国有几分相似,这种情况下,不仅君臣有责任,任何一个人都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由此可见,顾炎武也是将忠君与爱国分开来看的,而且他显然认为爱国比忠君更为重要。

黄宗羲等人的思想无疑是进步的,然而受社会条件的制约,它始终没能成为时代主流。对君主的愚忠仍然主导着人们的思想意识。

尽管古人的忠君爱国思想具有种种不足,而且还给人们带来的选择上的困境。然而,做为官场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它大大强化了人们的责任意识和集体意识。从孟子的《孟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到西汉贾谊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再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最后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无一不是这种理念的体现。正是出于对这一理念的追求,一代代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为我们创造了无数佳话,留下了无数的感人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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